每时每刻，我们都有死亡的危险；每时每刻，我们都不应该随便浪费掉。
我一直在思考人生的问题，其实我们拥有的仅仅是现在，是瞬间。过去是失去的年轮，往者不可追。而未来只是烛光之后的幻影，天知道能否变成真实。万一今天我有幸被车撞死，或者染上狂犬病，或者随便找个夭折的理由，未来就成了没有酝酿成型的大便，再也拉不出来了。所以我的目标仅仅挣点钱，然后花了它，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别的东西了。
律师事务所的事业始于一年前，那时我还是某物业公司保卫科的副科长了，率领一帮农村小伙子为城里的有钱人站岗放哨。在工作岗位上，我一直是尽心尽职的，即使捞些好处也绝不会让领导看出来。
在一个招聘会上，有个姓宛的贵州小伙子给我的印象不错。这孩子岁数不大，精神状态很好，黑发黑眼黑黑的面膛。反正物业公司也缺人，我便把他招进了保安队伍。
上班后大家都叫他小宛，竟然还是个妓女的名字。可能是名字的关系，我依稀认为没准会与自己发生些关系。
小宛热心肠，为人直率，而且还喜欢做些义薄云天的梦想。他认为我能招聘他是天大的恩惠，没事就请我喝酒聊天。农村孩子没钱，偶尔吃顿饭还可以。我经常假装领导似的劝道：“小宛，就你那点工资啊还是省几个吧，没事别老拉着我喝酒，攒点钱娶个媳妇要紧。”
小宛没想到北京城也有实在人，感动地说：“横经理，女人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我算是看出来了，在北京就数你照顾我，你是我大哥，我就认了你了。”
我让这小子感动得什么是的，于是酒量大涨，每一次都闹得酩酊大醉的。后来如是对我都有意见了，我说：“不喝他还不愿意呢。”
不久小区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涉案金额巨大，谁听了心里都痒痒。情况大约是这样的，小区里住着一户假洋鬼子，在美国和北京之间来往跑，这家人户口是美国的，挣的却是中国人的钱。据说他们上一辈人为革命立过功，关系广，经常能接些工程干，利润可观。有一次这家人集体去美国了，几周未回，家里便让盗贼洗了个干干净净，连冰箱里的存货都拿跑了。物业公司的人偷着乐了好几天，都说是恶人自有恶人魔，活该。原来那家人自认为是美国人和上等人，和王母娘娘沾了亲了，平时对保安们蛮横无理，嘴里总是不干不净的。有几次因为车位的问题，居然想动手打保安。由于案子涉外，警察们惟恐伤了国际友人心，里里外外忙活了半个多月，依然没有找到罪犯的线索。
这时小宛跑来向我请假，说是姐姐要结婚了，得回家。当时我天天得去派出所报到，忙得焦头烂额的，没多想就同意了。
又过了半个月，一个犯罪团伙在安徽落了网。由于国家英明政策的感召以及警察们父兄般的榛榛诱导，罪犯们争先恐后地坦白了。警察们这才发现，我们小区的盗窃案是他们顺手牵羊的结果。据说他们还有个里应外合的同伙，姓宛，是个贵州人，保安。警察向我了解情况时，我立刻想起来了，盗窃案发生的当天的确是小宛值班。他说他什么也没看见，盗贼应该是从楼顶进去的。物业公司的档案里没有小宛的照片，身份证复印件也实在看不清楚。于是警察们邀请我跟他们去一趟，把那个小贼抓回来，原因是只有我认识他，也只有我记得他家的地址。
我当然不愿意做恶人，一来小宛跟我关系不错，最好不要落井下石。二来被偷的那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国家机器是大腿，保安公司是条胳膊，可我连根汗毛都算不上。警察说：“你把他放走了，美国人要是怪罪下来，你也有责任。”无奈，我只得昧着良心去了。
小宛家住兴义，那是贵州最西南的小城市，属于三省交界，据说放个屁的功夫就能进云南。为了给富人和外国人破案，警察的态度自然是积极而紧迫的。我们坐飞机到了贵阳，当天便开着车赶往兴义了。
从贵阳出发后，虽然一路上都是高速公路，但我的心却一直悬在嗓子眼里。这便是传说中的夜郎之地，凶险、蛮荒，处处陷阱。车外山连山，岭连岭，视野中要么是万丈沟壑，要么直插入云的山峰，即便是高速公路也充满了九十度的急转弯，横贯悬崖的大桥比比皆是，几乎就看不到什么平地。贵州的地平线是锯齿状的，太阳如浮于红尘的一颗鸡蛋，似乎随时都会破裂开来。
我们的车偶尔路过集镇打尖，小镇里架满了柴锅，空气中弥漫着烤胡椒的味道。据说这一带唯一的特产是胡椒面，还有就是遍地的孩子。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打喷嚏，吃到后来鼻涕、眼泪全出来了，不得不赶紧上路。
警察是北京人，走这样的山路也是稀松二五眼。有几次拐弯不及，我们的车差一点冲到山下去，警察是一边开车一边骂人。我惊得夹紧双腿，惟恐小弟弟跳出来捣乱。
刚从学校出来的那些年，我曾经雄心万丈的去南方谋生。当第一次看到异地的山山水水，第一次被潮湿的温暖季风吹拂着面颊时，我的心里萌生出无限的悲壮和豪情，似乎前方的路就是是壮烈的路，是牺牲的路，伟大的未来等待着我去开创呢。那时，我把每一座高山都当成朋友，把每一次远行都当成磨练，把每一次苦痛当成了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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