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京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行我素，天马行空。高中毕业后他居然没有考大学，反而在音乐学院里旁听了两年，他说将来要做音乐。我和白门都不理解，音乐是听的，不是做的。玉京说：“音乐的自由的，音乐没有限制。”
玉京找到我告别，说自己要去深圳发展，那地方机会多，有音乐土壤。我灵机一动，虽然我只是个肄业生，但在广东一带还是可以蒙蒙事的。何况那些年刚刚闹了政治风波，很多能人都跑到广东去了，没准我还能搭上这条船呢。玉京同意我的看法，但他认为做事就是做事，别和其他的东西牵扯上。我嘴上答应了，并开口向他借钱，出门总是需要些路费的。玉京说：“我知道你回家了，就是想拉着你一起走，车票都帮你买好了。”
我站了好一会儿，两片嘴唇像是被锁上了。在我的印象中，玉京是个冷血动物，什么人也不放在他心上，为什么会惦记着我呢？
玉京走后，我开始收拾行李。我妈听说儿子要去广东，立刻也来了精神。她马上跑出去告诉街坊邻居们，我儿子根本不是被学校劝退的，广东有个大老板看上我儿子了，请我儿子过去帮忙，我儿子这才炒了大学的鱿鱼。你们等着吧，用不了几年，我儿子就成大款了。
近代历史上，广东曾两次点燃了中国的烽火，一次是精神的火炬，另一次是物质的烟尘，其硝烟几乎弥漫了我们所经历的整个时代。当然这些东西不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国家命运和时代戏剧不是我这种人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之所以去广东是因为我没地方可去，我要在陌生的地方找到一条出路，开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我前后在广东呆了四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我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随时都可能被淹死，随时有机会冲上浪尖。其实我一直不愿意离开广东，后来回了家实属无奈。人，一旦离开了社会的潮流，就什么都不是了。最后我发现自己真要进化成白眼狼了，只得回了北京，因为我多多少少还有一丝天良。
我没让我们家人送我，我担心我妈在火车站迷了路，担心她的唠叨会让神经崩溃，我更担心他们根本就没想送，一旦我开了口，没准我妈就尴尬了。
不过我依然在火车站碰上了熟人，快进站时，班主任突然出现了。女人都是古怪精灵的，不清楚她如何知晓的我要去广东。我和玉京背着大包正往里走呢，那女人一把抓住我的衣襟，近乎哀求地说：“横波，我什么都有，你留下吧。你要是想开个公司，我给你出本钱。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想到班主任的神通和财力，我当时真的有点动心了，但我看到玉京旁若无人的眼神，立刻又急眼了。“你以为我喜欢吃你的软饭啊？”说完我甩掉班主任，毅然地踏上了广东之路。
上车后，我钻出车床看了一眼，班主任立在茫茫人海的后面，身影落寞而孤独。那一刻我几乎快哭出来了，关于青春的故事结束了。当时我年幼无知，在年轻女人侗体的感召下，认为自己被贱卖了，被骗了。其实只要不是贱卖，把自己卖掉也是可以的。此后我一直有点后悔，如果我与班主任的关系持续下去，生活中的波折就不会有这么多了，有些东西远比年轻的肌肤更为重要。
去广东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火车出了北京站，我便凭添了几分悲壮的感觉。外地对于北京的孩子来说，等同于龙潭虎穴，穷乡僻壤。出城了，铁路边的杨树飞快地一排排地向后倒去，树枝上挂满了干瘪的塑料袋，远远看去活象一排居心不良的巫婆。我脑子里充满了孤苦伶仃和期期艾艾，耳边是萧条悲凉的无边凄苦。在我眼里，天空在滴血，周围行走的人都是叵测的妖怪。
车到石家庄，玉京下去买了一只烧鸡，两瓶啤酒。当时我们还不太会喝酒，玉京说：“喝吧，为了你今天的选择。”
我说：“我的选择对吗？”
玉京说：“自己选的，总比别人为你选的强。”
后来我问他，到了深圳有什么具体打算。玉京说准备先到酒吧里唱歌，他会唱，又会写，有几种乐器玩得也不错，混口饭吃应该问题不大。我摸着下巴，自己问自己：“我呢？”
玉京笑着说：“金子，地上没有，机会到处都是。你得自己去找机会，我可以负责你三个月的吃喝，之后的事我就不管了。”
我心下暗骂了一句，这小子把我骗到广东，为什么只管我三个月？这念头刚一出现，我就不得不拼命将之打压下去。人家能管我三个月的吃喝已经不错了，亲妈又能怎么样？我可千万不能做白眼狼。
十几年前坐火车，就跟进了一趟地狱差不多。到郑州时，火车便塞成了肉罐头，四周全是人，连座位下面都钻进了两个。我们被挤在座位里动弹不得，后来连水都不敢喝了，生怕去了厕所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就这样，我们两个盲流一样的进了广东。
九十年代的深圳刚刚具备了大都市的雏形，虽然遍地拣钱的时代一去不返，但深圳和北京绝对属于两个世界。玉京是有备而来的，对深圳的情况多少有些研究，没几天他便在一家夜总会找到了工作，吉他独唱，唱两首歌就可以拿钱走人。后来他又听说一家乐队正缺键盘手，他去了便把岗位固定了下来。由此玉京在夜总会和酒吧之间跑场子，生活忙碌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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