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五，朔望朝会。
大宋朝制，多沿袭自前唐，平日里的朝会取日不同，或双日，或五日，或十日一朝皆有，但每逢朔望之日，半月一例的朝会大体还是不会缺的，更何况是赵佶这个登基才一载的新皇。
这个新皇，虽然会在二十多年后葬送大宋的江山社稷，就连自己都会客死北国，但这并不意味着赵佶是个没有志向的皇帝，甘愿当个安享富贵，没有作为的庸碌之主。
相反的，赵佶很有志向，甚至很有作为。
赵佶当国二十六载，前后与西夏战，与辽战，与金战，其间还夹杂着许多国中内乱，徽宗一朝，赵佶“作为”不断，战事也不断。
尽管这些作为对于大宋江山的安稳几乎都是副作用的，但客观上来说，赵佶确实是个志向远大，没有消停过的“有为之君。
究其中缘由，除了赵佶自身好大喜功的性格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赵佶急着想要证明自己。
先皇帝哲宗无子，故兄终而弟及，赵佶继承的是异母兄长哲宗皇帝的江山社稷，非嫡非长，能登基为帝多赖向太后偏袒，他是在前宰相章惇“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呼声中登基的，所以他需要功绩来证明自己。
文治民生都是细水长流的事情，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年轻气盛的赵佶等不急，没有什么比西北战功来的更快，更直接的功绩了。
其实自打赵佶登基之初，西夏帝后相争，国中一度内乱，宋徽宗就有意效仿父兄神宗和哲宗，用兵西北，但彼时赵佶登基未久，而且监理国事的向太后也反对用兵，所以赵佶只能暂罢，以待日后。
而在月前，一向主和的向太后病故，赵佶自己也通过平衡朝中新旧党争，两党制衡，真正地掌控了朝堂，对西北用兵之事很快就被赵佶摆了上来。
西征之事，一度在赵佶内朝召见东西两府宰相时被提了出来，就连这一次遣任环庆路安抚副使，也是赵佶的意思，就是为了经略西北，为日后用兵早做准备。
赵佶要对西北用兵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也是朝廷未来几年的大方向，这是朝中宰执都心知肚明。
换句话说，新旧两党，韩曾两相，谁掌握了西北军政，谁就能贴近赵佶的心思，掌握未来几年朝堂之上关于西北军务的主动权，至关重要，都不容有失。
朔望朝会是大朝会，凡京中八品以上官员皆可与朝，人数三五百人之多，通常是不议政务的，而在朔望朝会散后的垂拱殿内朝，但是真正议事的所在。
朔望日内朝朝会，凡六品以上官员俱当与朝，而种师道官正六品，刘延庆官从五品，也正在其列。
“去岁之末，夏王李乾顺亲政，竟欲与辽联姻，虽未得辽帝肯准，但夏人野心勃勃，其联辽敌宋之意已显，侵我国境之心不死，必将于我朝西北不利，众位卿家可有应对之策？”垂拱殿上，赵佶端坐于上首，对殿下众人问道。
赵佶所言，虽未直言其意，但言语中提及西夏，对西夏的敌意已经展露无遗。
对于赵佶的心思，朝臣们早已不见怪了，早在去岁，赵佶有一度有趁着西夏内乱对西夏用兵的意思，不过被向太后挡了下来，如今向太后已故，他迫不及待地就要把西征提上日程了。
朝臣们在意的不是赵佶对西夏的态度，因为赵佶欲征西夏几乎是明眼人看得出来的，他们在意的是经略西北的人选，其中尤以环庆路安抚副使的人选最为紧要。
环庆路紧邻西夏，正如《通鉴》所言：“惟环庆切近贼之巢穴，勒兵出塞，掩袭不备，可以戕其腹心，最为顺便”。
环庆路位置紧要，安抚使蒋之奇年迈，只挂虚衔，治州事。所以经略环庆军政的安抚副使就成了实际负责经略西北环庆边线的主帅，谁得了此职，谁就能在西北战事上拥有先机。
知枢密院事安焘出列道：“启禀陛下（1），夏人欲与辽联姻，恐是有图我西北之意，眼下当务之急是充实边军，拱卫西北防线，以防夏人突袭。”
安焘官拜知枢密院事，是西府首官，执掌国中军务要事，安焘在哲宗年间便曾在枢密院掌职，彼时安焘对西夏的态度就一向强硬。
安焘进言充实边军，其实就是在为开西北战事打好前站，这多半是赵佶早就和安焘有过商量的。
赵佶道：“安卿家所言极是，西北边防干系极大，不可轻待。而论及西北防务之重，又尤以环庆路为最，眼下环庆路安抚副使出缺，不可久悬，日前朕尝命众卿推举人选，如今可有定议了？”
赵佶之言才落，同知枢密院事林希当即出列道：“启禀陛下，环庆路安抚副使职权紧要，安抚使是文臣，故安抚副使非行伍多年的宿将不可为之，纵观朝内诸将，均州防御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刘延庆久在西北，又多有战功，最是合适。”
林希是曾布党羽，他的话自然就是曾布的授意，林希一开口便想把候选之人定在武官之内，直接把种师极排出去。
但旧党中人又怎会让曾布如此容易，门下省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当即出列，反驳道：“林枢相所言谬矣，自真宗朝以来，帅臣便多用文官，何来非武臣不可之说，林枢相莫不是要本末倒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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